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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妈妈不爱我,但她有十几个女朋友 | 专访黄惠侦

笋思 十点人物志 2019-04-2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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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知道我妈妈喜欢的是女生吗?”

 

黄惠侦坐在摄像机后,把这个压在心底将近四十年的问题抛给三舅。

 

“我不知道。”三舅的否认几乎脱口而出。他举起右手挠挠头,随后又放下。在心理学上,人们常把这样的动作视为紧张或说谎的佐证。

 

“知道这也没用——你知道这些要做什么?”他长叹一口气,避开镜头向外张望,随即岔开了话题,“庙会头阵(台湾一种民间祭祀)快来了”。

 

黄惠侦已经不止一次看到类似的反应,面对同样的问题,二舅把“不知道”连说了两次,大姨则表示“我要去洗衣服了”,然后颤巍巍撑起身,逃离镜头的凝视。


 

见证这一切的黄惠侦开始“分裂”:作为女儿,她的第一反应是“你们怎么能睁眼说瞎话,明明你们都知道我妈妈喜欢女生”;而导演身份的那个她又觉得,“他们的反应是在是太好了”,观众看到这里一定会产生荒谬感,这让影片更有力量。

 

“我们家有人知道吗?”她向二舅最后一次确认。

“不知道。没有人知道。”换来一阵沉默。

 

“那你现在知道怎么那么冷静,完全都不惊讶?”

“……没什么好惊讶的。”一段更长时间的沉默。

 

逃避,是黄惠侦在拍摄纪录片《日常对话》时经常要面对的情况,而这部片子的主题,则关于她那个喜欢同性的母亲。2014年,当她第一次认真地告诉母亲她在做这件事时,母亲的第一反应是,“有什么好拍的,谁要来看啊?”

 

但不管有没有人要看,为了拍摄这部片子,黄惠侦和母亲在时隔十多年后,再次回到了台湾中南部云林县乡下的老家。

 

探亲的几天里,当舅舅姨妈忙着回避“妈妈是否喜欢女生”这类问题时,母亲和她的女朋友,或许正在厨房为全家人做饭。

 

戏剧冲突始终在电影中存在。一方面是母亲的兄弟姐妹们对母亲身份的讳莫如深,另一方面,在镜头记录下的画面里,舅舅、姨妈与母亲和她的女朋友,在同一个屋檐下,相处融洽。


▲ 妈妈与她的兄弟姐妹

 

2017年,这部被母亲说成“谁都不要看”的《日常对话》,获得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最佳纪录片,当年在台湾拿下400多万新台币的票房,并代表台湾参选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。

 

今年40岁的导演黄惠侦,一个没有念完小学的全职妈妈、社会运动工作者,用了18年时间,将母亲一生的故事梳理进87分钟的影像,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 

在柏林影展的颁奖礼上,黄惠侦捧着奖杯说:“这个奖是我能带回去送给我妈、以及在台湾此刻仍为婚姻平权努力着的每位朋友最好的礼物。”

 

这是一个关于我母亲的故事。她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年代,但却是个很不传统的女性。她是担任“牵亡阵”红头法师的女同志,兴趣是抽烟、打牌,还有收集槟榔盒上的清凉美女图。

 

七岁那年的我发现妈妈喜欢的是女人,现在妹妹七岁的女儿问我:“阿姨,外婆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呀?”

 

这个答案很长,于是我只好拍一部片来回答她。

 

这是黄惠侦为电影写下的第一段故事大纲,但她想讲的,并不仅仅是一个同性爱情的故事。 “我和妈妈的故事,不只是因为我们运气不好,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问题。”这既是一个家庭的私事,也关乎整个社会。

 

正如她后来又为母亲写了一本书,书名叫《迟来的告白》,黄惠侦想说的是,“我们该如何向我们的家人表达,尤其是表达爱。”

 

 

01

我的妈妈,喜欢女人

 

 

黄惠侦的母亲——洪月女,熟悉她的人都叫她阿女。

 

1956年,阿女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农村,是家中第五个孩子。整个家庭都是务农,几分地种水稻、种玉米、种花生,收入极少,只够勉强养活孩子。

 

重男轻女的年代,读书的机会轮不到女孩们,阿女的书只念到小学。70年代是台湾纺织业的兴盛时期,14岁的阿女去了台北的纺织厂当学徒。刚到城市,她常躲在棉被里哭,偷跑回家又会被劝回台北,因为家人说在乡下没有出路,年轻人不该留在那里。

 

21岁阿女结婚,22岁生下黄惠侦,24岁生下妹妹黄惠娟。丈夫是隔壁县刷油漆的临时工,经亲戚介绍认识的。他嗜赌,家暴,把阿女赚的辛苦钱挥霍一空。

 

32岁逃离家庭,带着两个女儿做“牵亡阵”谋生,这是一份被许多人看不起的工作。“牵亡歌阵”是一种台湾民间丧葬仪式,做一些超度亡灵的法事和戏曲,在80年代很盛行,但也常被认为是封建迷信。


▲ 阿女做“牵亡阵”

 

阿女买过房子,又卖掉还债,经济短暂宽裕过,但长期处于窘迫,现在与黄惠侦及其外孙女同住。

 

这便是阿女大半生的履历,微不足道,少有彩色。

 

阿女的一生中有十几个女朋友,这可能是她人生履历中为数不多可以笑着说出来的事。她的个头不高,眼睛不大,鼻梁也不那么挺,但总能交到能说会唱的漂亮女友。

 

初恋是19岁在台北当纺织女工时认识的。70年代的台湾,露天演出的歌仔戏班遍布街头,阿女下工后到附近的戏台看戏,与台上演俊美小生的演员暗生情愫。

 

她们相爱、同居、争吵,一年半后分手。一气之下,阿女顺从家里的意愿,嫁给了黄惠侦的父亲——那个在结婚前只见过一面的男人,由此开始人生的厄运。多年以后,阿女和初恋重新联系,才知道彼此的婚姻都很不顺遂。

 

在黄惠侦的记忆里,大概不到10岁的时候,她第一次见到母亲带女朋友回家。那时阿女组起了自己的“牵亡阵”团队,女朋友叫小春,算是阿女的员工。

 

再后来,黄惠侦又陆续认识了娜娜、丽丽、双双……以及更多她不知道名字的阿姨们。

 

“从小看着我妈不间断地重复着喜欢某人、追求某人,最后告别某人的轮回,不得不佩服她实在比我积极勇敢得多。”


 

小时候,黄惠侦并不觉得母亲喜欢女人有什么不对,直到11岁那年,有长辈告诉她说,你妈妈是同性恋,是“不正常“的。偏见和歧视,这让黄惠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怨恨,为什么母亲要和别人“不一样”。

 

但让黄惠侦更加恨的是,为什么母亲爱她的女朋友们,总是胜过爱她的女儿们。

 

在女朋友眼中,阿女充满着无限的柔情:嘴甜、轻声细语,体贴温柔,出手大方,甚至乐于帮女友洗内裤……

 

“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正常女人,都是因为遇见你妈,才被爱情冲昏头。”即便分手很久后,女朋友当着黄惠侦的面回忆起阿女,依然露出少女般的神情。


▲ 阿女的女朋友

 

黄惠侦在《迟来的告白》里不禁感慨写下,“对我妈来说,爱人就是要捧在手心上,让她觉得自己是整个宇宙里唯一的一朵玫瑰花,独特且备受宠爱;直到有一天,这朵宇宙里唯一的玫瑰,发现还有另一个宇宙与另外一朵玫瑰花存在。”

 

这也是一种从未在黄惠侦面前表露过的柔情。“虽然我们已经一起生活三十几年,但我们却一直都好像是陌生人一样。除了桌上的饭菜,我跟她的生活可以说是完全没交集。”

 

不知为何,阿女甚至会在外人面前将亲生女儿抹去。她曾向女朋友这样诉说自己的过往:结过婚,一个礼拜后就离婚了,只和丈夫同床一次,两个女儿是领养来的

 

“我的妈妈,究竟爱我吗?”这句对多数人来说毫无疑问的肯定句,在黄惠侦心底,长久以来一直是个疑问句。

 

于是,《日常对话》成为一封写给母亲的书信,代替她问出这个问题。

 

 

02

父亲,无处不在的幽灵

 

 

在这封信里,黄惠侦故意将父亲隐去了。“如果把父亲放进电影中,我母亲没办法接受。”

 

那是一个阿女永远都不会原谅的人。

 

他叫阿源,比阿女大5岁,客家人。皮肤黝黑,浓眉大眼,塌鼻梁,身上混杂着汗水、油垢、烟酒和槟榔的难闻气味。


阿女相亲时第一眼见他就没好印象,“一脸横肉,目光凶狠,不像是个好人”。但在阿女母亲极力撮合下,第二次见面的时候,她就已经成为了阿源的妻子。

 

婚后,阿女跟着阿源来到台北,住进不到15平米的出租公寓,用薄木板分隔出两间房,分别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人木板床,厕所和厨房与其他租户公用。两个女儿陆续出生,一家四口和所有家当,都挤在这个简陋的家中。10岁以前,黄惠侦一直住在这里。


▲ 黄惠侦和妹妹黄惠娟小时候

 

阿源是个油漆工,和其他底层建筑工人一样,都是做一日工、领一日工资。他实在算不上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,好吃懒做、酗酒,赚来的钱从不进家门,全部都交给赌场和烟酒摊,还搜刮母女做牵亡阵赚来的钱去赌博,不给就是一顿打。

 

咚咚碰,父亲用脚踹着母亲。

噼噼啪,父亲扇着母亲巴掌。

嘶嘶唰,父亲扯着母亲的头发。

 

黄惠侦至今清晰地记得,每一次家暴中不同的声音意味着什么。

 

但母亲总是静默的,任凭怎样的疼痛,她也决不求饶,这反而激起父亲更大的怒火。没有人知道,阿源是否觉察阿女喜欢女人。

 

“你有没有去问过要怎样才能离婚?”

“有问过,但是我觉得那样很丢脸。”

“你觉得让人家知道你被家暴很丢脸?”

“对啊,为什么长那么大还要被人打?”

 

终于,在结婚十年后某一个普通的下午,趁着阿源外出干活,阿女翻遍家中尚未被阿源搜到的财物,带上两个女儿,走出家门,走下楼梯,走到外面拦下一辆出租车。看起来就像一位母亲带着年幼的女儿出游,那样地平淡无奇,但却是一条再也不回头的路。


 

后来,听说阿源经常到各处牵亡阵现场打听母女的下落,身上一定会带着用报纸包住的刀。

 

离家后两三年,黄惠侦见过父亲一次。她随牵亡团演出,一次出阵时,棚架搭在一个篮球场内,她正烧着金纸,恍惚间用眼角余光瞥见,篮球场外站着一个人,那正是父亲,他的视线正投向黄惠侦。

 

父亲的表情看起来激动又疑惑,也许是因为脸上画着妆、穿着演出服,他没能完全确定眼前的女孩是自己离家的女儿。

 

黄惠侦的双脚几乎瘫软下来。她迅速走进棚内,一直躲到仪式结束。再往外面看一眼,父亲已经不见。


▲ 牵亡阵

 

“人活着总是需要点什么去支撑或驱动生命,不管那是爱,或是恨,都行。我不知道父亲那天看见了什么,或想通了什么,让他决定放弃找寻我们。但不管是什么,我想都不是让他好过的东西,因为,那让他最终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。”

 

考虑到母亲的情绪,黄惠侦并没有把阿源的形象放进《日常对话》中。

 

“我到现在都很气,那种人死掉最好,留在世上造孽。如果杀人无罪,我第一个就要杀他。”镜头前的阿女向来惜字如金,但谈及丈夫,她不惜说出最激烈的言语。

 

具体的父亲形象不存在,但“父亲”又是电影中无处不在的幽灵。

 

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”、“女人长大就是要嫁人,不然要做什么”,黄惠侦的舅舅和姨妈,这样解释为什么要把妹妹嫁给一个只见过一次的男人。

 

当他们得知妹妹经常被这个男人打骂,能做的也只是和阿源说“打狗也要看主人,你要骂她也等我不在的时候再骂。”


▲ “祖宗桌上没有人会供奉未出嫁的女儿”

 

阿女也有着同样暴力的父亲,和默默承受一切的母亲。


“外婆为什么要自杀?”黄惠侦问。


“因为你外公也很会骂人。她就是被骂到受不了,才会想自杀。”

 

这不仅仅只是阿女的梦魇。阿女有很多唱歌仔戏的朋友,她们有的是俊俏的小生,有的是娇美的苦旦,但不管在戏台上扮演什么角色,下了戏之后,她们就都变回别人的老婆。


而每当她们出现在阿女家中,身上总是会带着颜色深浅、面积大小不同的淤青伤痕。阿女一直都用一罐“金门一条根”药膏,为她们擦拭伤口。

 

在《日常对话》的世界里,镜头里的都是女性,但在镜头外,她们无时无刻不被“父亲”的幽灵笼罩。

 

“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”从小到大,这是阿女对两个女儿唯一耳提面命的嘱咐。


 

十多年后,黄惠侦母女最终听到阿源上吊自杀的消息。消息是阿源的弟弟带来的,因为他垫付了丧葬费,需要母亲这个名义上的妻子取出阿源的劳保,来偿还费用。

 

黄惠侦代替母亲最后去看望了父亲。骨灰放在最上一层,因为这个位置的价格最便宜。“活在世上的时候处在底层,过世以后位置变高了,但一样都是边缘。”对于父亲的一生,黄惠侦这样总结。

 

 

03

等待,一次倾诉的机会

 

 

黄惠侦心中有一个藏了三十多年的秘密,她一直想质问母亲,却不知该如何诉说。

 

始作俑者依然是那个幽灵:在那个尚未逃离的家中,幼年的黄惠侦曾被父亲猥亵。

 

她一直觉得,母亲知道这个秘密,但仿佛当作什么都没发生。因此,她恨她的母亲。

 

“那个秘密让我无法爱自己,也无法全然无疑地去爱我妈。”黄惠侦在《迟来的告白》中写道,她恨的从来都不是因为父亲做了什么,而是来自于母亲的不问。

 

一张餐桌,母女对坐,这段秘密终将被解开。

 

这是《日常对话》中最重要的一个场景,也是纪录片拍摄的最后一个场景。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,黄惠侦终于借着“拍电影”的理由,与母亲第一次面对面敞开心扉。


▲ 餐桌对话

 

“我一直以为是因为这件事,所以你很讨厌我,不愿把你心里的事告诉我。”黄惠侦哭着对母亲说。

 

但阿女连连否认,她不知道这件事,更不会因此讨厌女儿。阿女一只脚踩在椅子上,用这个姿势把头深埋进胸前,沉默着。

 

“你讲这些事让我更生气。”末了,面对女儿的倾诉,她幽幽地说。

 

黄惠侦原以为母亲是在气她,气她对她的误解。但后来才发现,母亲是在生父亲的气。“这就是对话之艰难的原因,我们常只会听到想听的、或是预设这个人会讲出来的话。”黄惠侦说。


 

这一场餐桌对话一共拍了三个多小时,直到黄惠侦情绪崩溃,摄像机没电。那天晚上,她在拍摄札记写下感想:所谓秘密,守着难,说出口更难。

 

从1998年到2016年,一共18年的拍摄全部完结,黄惠侦还是没有问出“你到底爱不爱我”这个问题。但后期剪辑的同事对她说,“你为什么还觉得妈妈不爱你,不爱你的话,谁陪你干坐那么长时间!”

 

 

04

迟来的和解

 

 

看过电影后,黄惠侦年幼的女儿在日记本里画了两页画,第一页是《日常对话》的海报,也就是母女二人对坐的画面;翻过来第二页,原本坐着的两个人站了起来,女儿在画的下面写着:“日常对话”站起来,结束了。

 

对于黄惠侦来说,承载着重大意义的《日常对话》,结束了。


▲ 阿女和外孙女

 

2017年4月14日,电影在台湾首映,黄惠侦把放映厅正中间的位置留给了母亲,让她无法轻易中途离场。“那大概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用挺有美感的方式来观看自己的生命。”

 

看完回到家,母亲径直走进厨房,洗手,做饭,煲汤给黄惠侦喝。她开始像对待女朋友那样对女儿轻声细语,让黄惠侦大感“稀奇”。这样的情景大概维持了一个月。

 

阿女不再回避自己的人生,她会把电影获奖的报道,大大方方拿给外人看,还会问黄惠侦拿票,说要带朋友一起去看。而阿女的女朋友们,看完电影最在乎的是,“为什么那个阿姨的篇幅比我多,是不是她比较敢讲?”

 

同样用食物来表达爱的还有母亲的兄弟姐妹们。他们看完电影后的第一个反应,是给黄惠侦带了很多很多的食物,比如,庙里祭祀过的糖果、饼干。

 

“我们的上一代,不知道该如何用更好的方式表达爱和关心,他们只懂用一种方式,就是他们小时候匮乏什么,现在就会想办法给予孩子,所以食物对他们来说,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工具。”黄惠侦说。


▲ 拍摄期间,黄惠侦一家拍下的第一张全家福

 

母亲现在依然与黄惠侦租住在一起,但已经不再是《日常对话》开头的那个“最熟悉的陌生人”。

 

“我跟我妈现在已经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”,黄惠侦说,“至少我们中间没有隔阂,相处起来是自在的,有什么话都可以讲,我觉得这就已经是很好了。”她想着,等做完眼前一个新的纪录片工作,就搬去乡下住,让母亲有地方可以种菜。

 

那句始终没有问出口的话,在现实中已经得到了答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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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惠侦以细腻的笔触,展现了毫不掩饰性向的母亲、缺席的父亲、母亲的女朋友们,还有那些累积了许多回忆的老物件。娓娓道来的一切都在省视自我、家庭、社会和时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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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故乡的原风景》《冬阳》《失落沙洲》

-主播-

林静,中文系毕业的电台主持人。愿多年后,故事不再伤人,阳光依旧温暖,你如此迷人。让我的声音和别人的故事陪你每一个不眠的深夜。微信公众号:晚听经典、静听林静。新浪微博@DJ林静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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